公元311年，洛阳城破，金人铁骑踏入宫阙之时，很多中原士人恐怕没想到，接下来几代人的命运，会被“南迁”两个字牢牢拴在长江以南。更想不到的是，在他们眼中“鸟声禽语”的南方族群，也将因此一次次被卷入王朝更替的漩涡——选择“沾沐王化”，还是“依险而战”，几乎成了关乎存亡的抉择。
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山水与北方王朝之间，隔着的并不只是千里路程，还有文化、制度与生活方式上的巨大间隔。要看懂南方民族在华夏南进中的种种应对，就得从更早的地方结构、族群分布说起。
一、中国早期的“城”与“山”，王化能到哪一步
如果把夏商周的政治空间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格局：权力真正稳固的地方，往往只在城墙之内以及城附近的一小圈。城内是“国人”，城外是“野人”，再往远走，就是史书上动辄以“蛮”“夷”“荆”“越”概括的众多族群。
那时的“国家”，其实更接近一座座城邦。王命、礼乐、法律，主要在交通便利的平原、河谷中流转。山地、丛林、峡谷里的人群，很长时间只是被粗线条地称为“某蛮”“某夷”，既陌生，又难以真正纳入治理。
到了春秋战国，北方华夏诸侯混战不断，国与国之间你吞我并，地盘在扩大，基层控制也在加深。但这种延伸，大多沿着河道、古道展开。那些地势险峻的山中聚落，依旧在权力边缘之外，保留着极强的自主性。试想一下，骑兵、车战都难以施展的地方，任何一个政权都很难一步到位地铺开官吏和制度。
战国后期，楚国势力深入长江中下游。楚人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南方色彩”，在中原人眼中，他们既是“蛮”又是“夏”。楚在扩张之时，也遇到大量分布于山地、水网中的部族，这些人以后在秦汉典籍中被统称为“蛮”“越”。可以说，从那时起，南方就不是单一民族的居住区，而是各种族群相互交错的地带。
秦汉统一之后，帝国的意图变得清晰：不只是沿干线设县治，而是要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土地纳入“王化”之下。但现实条件，让这种理想只能分区域推进。越靠近王朝心脏，制度越细致，赋役越明确；越往山里去，就越显得“虚”“松”，更多依赖地方豪强和部族首领进行间接统治。
二、秦汉帝国的南缘：山中蛮夷与王朝边界
秦朝南征百越，开五岭道，设置郡县，这在后世被广泛看作“南方开发”的起点之一。不过，郡治所在的那些城邑之外，大量山间部族其实只是在册籍中留下了模糊的名字。交通条件限制了官府的触角，山川则天然给了他们“依险而居”的空间。
到了西汉，帝国的版图稳定下来，南方被划入的郡国不少，但数量与密度仍远不及北方。学界统计过，汉武帝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北方郡国数量约占七成，人口也大致是南方的三倍多。这背后折射的，正是国家力量在南北之间分布的巨大差异。
对于居住在武陵、巴蜀、荆楚山地中的各类“蛮”“賨”“山越”，朝廷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两条路。一是承认他们内部首领的权威，赐以官职、名号，让这些人“替朝廷说话”。二是在条件允许时，慢慢将部分地区改置成更标准的郡县，直接派官员、编户口、征赋税。
这种局面下，蛮夷首领们也有自己的算盘。有的选择适度靠拢中央，接受名号、佩戴印绶，换取相对稳定的地位；有的对外表示“听命”，对内仍按旧俗生活；还有的干脆趁官府鞭长莫及，维持高度的独立，只在关键时刻和周边势力周旋。
《后汉书》中多次记载武陵、益州等地“蛮夷反叛”“山中作乱”，看上去似乎动乱频仍。但如果再细读，会发现规模多半不算太大，持续时间也有限。原因不难理解：一旦叛乱影响到主要交通线，朝廷就会集中兵力围剿。山地部族虽勇悍，却难与整合后的帝国军队长期对峙。
有意思的是，在对外战争需要时，这些平时被称为“蛮夷”的人，又成了帝国愿意招募的战士。《后汉书》中“广募杂种诸蛮夷”的记载，说明他们在军事上确有价值。对山地族群来说，参战既是负担，也是一种与中央权力建立联系、争取空间的方式。
总体看，秦汉时期南方各族与王朝的关系，是一种“推拉交织”的状态：朝廷不断试探、渗透；山中部族有时顺从，有时抵抗，有时干脆利用双方矛盾自保。真正让这种平衡被打破的，是东汉末年的大乱。
三、三国风云：在夹缝中博弈的山地部族
东汉衰败，黄巾起事，群雄并起，北方战火连绵，人口大量南移。对于长江中上游以及两广、西南地区的部族来说，这波迁徙意味着两个变化：一方面，新来的势力需要土地和税源，会更积极地触及向来“边缘”的山地；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筹码，可以在强者之间选择依附对象。
孙权、刘备各自立国江东、益州，面对的不只是曹魏的军事压力，还有内部蛮夷、豪族的各种问题。为了巩固统治、扩大兵源，他们不得不将目光伸向山岭深处。
蜀汉方面，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说的就是为稳住南中、西南夷而亲征的经历。史书并未详叙“七擒孟获”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南中地区各族曾经反抗过蜀汉的统治，诸葛亮则选择用武力与怀柔并进的方式平定局势。对当地部族来说，这既是一次残酷的清洗，也是一次重新纳入帝国体系的契机。
江东的孙吴，则长期被“山越”“武陵蛮”“交趾豪族”等掣肘。尤其是分布于江浙、皖南、赣北山地的山越，活动区域恰好在孙吴统治的心腹地带。吴国君臣几乎没有一刻能放松对他们的防备，多次发兵“讨山越”，抓壮者编入军伍，弱者则编户为民，纳入赋役体系。
这种“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做法，从统治者角度看，是在用战争完成“人口整理”；从山越等族群的角度看，却是一次身不由己的被改造过程。被征服者要么变成吴国军队的一部分，要么成为田间纳税的“小民”，原有的山地生活被打碎。
在魏蜀对峙的汉中地区，情况又略有不同。这里的巴、賨等族，早已在秦汉时期与王朝打过不少交道，部族内部也出了不少“王”“君长”。曹操在巩固关中和汉中时，封杜濩、朴胡、袁约等为“三巴太守”，名义上是地方长官，实际上肩负的是联络、控制当地部族的使命。
由于汉中地势险要、利守难攻，曹魏并未投入过多兵力进行精细治理，更希望借助当地实力牵制蜀汉。对于巴、賨人来说，适度依附曹魏，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同时保留一定自主空间，这种“折中选择”颇有现实考量。
更典型的案例出现在襄阳附近。柤中夷首领梅敷，多次在魏、吴之间反复倒戈，《三国志》的记载颇让人费解：按理讲，这种“墙头草”行径，任何一方都难以容忍，但每一次他投降，都被迅速接纳，几乎没有重罚。《汉晋春秋》的补充，让事情变得清晰：梅敷掌控的柤中夷势力，是荆州一带山地中最强的一支，地理位置又在两国交兵的前线。
换句话说，谁能得到梅敷，谁就在这一区域多了一道屏障；谁与他翻脸，谁就要耗费巨大的兵力和成本去填补空白。对梅敷本人而言，频繁更换依附对象，似乎是“背信弃义”，却也是在夹缝中为部族争取最大生存余地的无奈之举。有传说中，他曾对身边人苦笑：“我若只事其一，族类不保。”这句话虽未必出自原文，却颇能概括当时山地首领的处境。
三国的战乱，让南方山地族群短时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被争取”价值。曹魏、孙吴、蜀汉三方，都需要他们的土地、兵源乃至道路。也正是在这种拉锯中，他们逐渐习惯了在大国博弈中周旋，以“依险而战”的方式为自身换取缓冲。
四、晋室南渡：南方成为华夏政权的新中心
三国归晋后，表面的统一并没有维持太久。西晋内部的“八王之乱”，消耗了朝廷几乎所有的精力。305年至316年间，宗室互相征伐，地方军阀各自盘算，中原秩序急速崩塌。五胡乘虚而入，北中国陷入长期动荡。
在这种背景下，晋王朝的一支选择南渡。公元317年，东海王司马睿在建康正式即位，史称东晋。中原冠带士人扶老携幼南下，沿途落籍，形成一次规模空前的人口南迁。对南方各族来说，这一次并不是简单的“多了些客人”，而是整个政治重心的南移。
中原士人初到江东，对当地人和蛮獠的观感不算友善。史书中有一句话颇为刺耳：“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但狐貉类云。”意思是把江东人比作皮毛粗糙的野兽。至于巴、楚、蛮、獠、俚、越等族，更被描述为“鸟声禽呼”，语言难以理解，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与北人完全不同。
《南齐书》里描述蛮族的服饰与武备：“蛮俗布衣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盾。便弩射，皆暴悍好盗贼焉。”其中固然有夸张和偏见，但也反映出当时南方族群在衣着、发式、武器上的确与北方汉人差别巨大。
刚刚立足江东的东晋政权，对这些族群采取的策略相对保守。一方面，在文书上把他们纳入管辖范围，划属某郡某县；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允许其按旧俗而居，不急于一刀切地推行汉人礼制。说得直白些，就是“先稳住，别逼得太紧”。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局面渐渐变化。东晋朝廷在江南站稳脚跟后，需要更充足的税源和兵力来维持对北方政权的对抗。到了刘宋、南齐、梁、陈等朝，南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要真正把长江中下游和岭南握在手中，就必须加强对山地族群的控制。
这时，南方各族面对的压力，与秦汉时期相比明显加重。官府不再满足于远远地挂个名号，而是试图深入山谷，编户造册，征发徭役。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就慢慢分化成了两条：一条是“沾沐王化”，另一条则是“依阻山险”。
五、“沾沐王化”：主动靠拢还是无奈顺从
“沾沐王化”这个说法，出现在《隋书》对前朝的概述中：“诸蛮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简单理解，就是那些愿意接受朝廷教化与统治的蛮族，要按远近、大小，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赕物”，用以补充国家财政。
这种“王化”并非抽象观念，而落实在几个具体层面：一是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接受所在郡县官员的管束；二是参与国家的赋役体系，定期输送物资、劳力甚至士兵；三是逐渐接受部分汉族的礼制规范，比如婚丧礼节、冠服制度等。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蛮族向政府交纳的赕物，并非一刀切的统一标准，而是根据他们与政治中心的远近、经济状况和军事地位“随轻重”而定。靠近都城、交通便利的地方，管控力强，负担自然重；地处偏远山谷的小部族，往往只需按期进贡一些特产、药材、金银，算是“表心意”。
对那些选择“沾沐王化”的首领来说，主动靠拢王朝并不全是被迫，也有现实利益。接受册封后，他们的首领身份得到汉人官僚体系的认可，从“山中头人”变成“某蛮长”“某洞主”，甚至挂上一个带“都督”“刺史”字眼的虚衔。这样一来，在部族内部，他们的权威更稳；对外与周边官吏打交道，也多了一层保护。
不过，这种靠拢也带来风险。一旦部族内部的生活受到征税、徭役的影响，底层成员不满，矛头往往先指向自己的首领。有些地区，蛮族反叛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首领在朝廷和族人之间两头难做，最终失去平衡。不得不说，这种“夹心层”的处境相当尴尬。
从更长的时间线看，“沾沐王化”的过程，也推动了南方族群与汉人的逐渐融合。通婚增多，语言互相借用，服饰、饮食、信仰相互渗透。很多原本被称为“蛮”“俚”的群体，到了南朝后期，已经很难在生活方式上与周边汉人截然区分，只是在血统与乡里记忆中保留着“旧名”。
六、“依阻山险”：以地形为盾的长期对抗
与主动接受王化的族群相比，还有不少部落选择了另一条路：退入更深的山岭，以险要地形为依托，尽量摆脱官府的直接控制。“依阻山险”这四个字，概括得非常精炼。
对这些部族来说，山岭、峡谷、密林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环境，更是抵抗外来压力的天然堡垒。道路难行，陌生人易迷路，熟悉山形水脉的本地人，在游击战中往往占据明显优势。一支训练有素的官军，深入陌生山地，很容易陷入补给困难、行军缓慢的困境。
在南朝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场景：官军入山，蛮民断道；刚设了一个“左郡”“左县”，不久周边洞主又起兵毁城。反复拉锯之中，朝廷与山地部族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条静止的边界，而是一片来回摆动的缓冲地带。
有的部族采取的是“远交近抗”的策略。靠近都城的方向，暂时与官府保持表面上的和睦，接受一定控制；在更深的山中，则尽量保持独立，甚至接纳那些逃亡者、亡命徒，让山区成为现实中的灰色空间。这种做法增加了他们在形势变化时的调整余地。
也有的部族走上了更加激烈的道路。遇到官府连续征发徭役、抬高赋税时，就集体起事，烧毁县治，袭扰道路。战斗打起来，双方都很明白，一旦被完全纳入郡县体系，部族的自由空间就所剩无几。对山地人来说，手中武器和脚下山岭，是最后底线。
然而，一旦反叛影响到朝廷认为“必须保障”的区域，比如江、汉水道，或是连接南北的关键驿道，朝廷就会加大力度征剿。军队进入山地之后，往往伴随着更直接的行政重构：在原有洞寨上改设新县，在山口设置关卡，驻军戍守。史书中那些“置左郡”“立左县”的记载，就是这种过程的缩影。
站在后世角度看，这样的冲突带有明显的残酷性。但放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周边政权，处理山地族群问题时，都普遍使用类似手段。那是一个依靠武力与迁徙推动疆域整合的时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很难脱离“血与火”的逻辑。
七、融合的结果：南方格局的悄然成形
从先秦城邦到秦汉帝国，从三国割据到东晋南朝，“王化”与“山险”的对峙贯穿了南方开发的全过程。华夏政权南进，不是一条单线推进的直路，而是走走停停、时进时退；南方各族的应对，也远不止于“顺服”与“反叛”两种简单标签。
选择“沾沐王化”的族群，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汉制，成为帝国赋役体系的一环，换来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与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机会。部族首领被纳入官僚序列，子弟有可能通过仕途改变命运。从长期来看，他们在南方文化格局中，融入得更深，名字却往往淡出史书。
选择“依阻山险”的部族，则更强调保持自身传统与独立性。他们熟悉山川，勇悍善战，却也承担了长期与官府对峙的代价。战乱频仍，经济发展时常被打断，人口流失严重。有的部族在反复征战中被迫南迁、内迁，原有的聚居地被纳入郡县，从地图上慢慢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对峙的夹缝中，很多看似对立的元素，也在悄悄融合。汉人迁入山中，学习当地人的耕作与狩猎方法；南方族群到平原行商，带回不同的礼俗和信仰。寺庙、祠堂、洞主宅邸往往挤在同一片山坡上，碑刻上的姓氏既有典型汉姓，也夹杂着少见的古名。
等到隋唐重新实现大一统时，南方已经与数百年前大不相同。曾经被视为“王化未至”的山地，出现了更多县城、乡镇；那些曾经被一概称为“蛮”“越”的族群，已用各种方式融入庞大的社会网络。很多人仍保留着对祖先“某蛮某洞”的记忆，却同时自认是帝国的一员。
从这个角度看，“沾沐王化”与“依险而战”并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场外配资公司，而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族群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策略。有人在礼法之内寻找出路，有人在山岭之间守住底线。正是这些层层叠加的选择，最终拼出了今日中国南方复杂而多元的历史底色。
广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一手配资开户网 春晚总导演于蕾回应机器人浓度高，社会准备不足引担忧
-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