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说这事儿怪不怪?一个自己能在皇宫里给皇后太后当老师、能跟皇帝说得上话、甚至能参与国家大事的女人,回头却写了一本书,告诉全天下的女人:你们生来就卑贱,要听话,要顺从,要把男人当天!
这不就像自己吃饱了山珍海味,却告诉别人啃树皮才是正道吗?老百姓可能觉得,班昭那可是“曹大家”,是有大学问的人,她说的准没错。
可你细琢磨琢磨,她自己活得风风光光,儿子都封了侯,怎么轮到教导别的女性时,就只剩下一套“卑弱”、“曲从”的说辞了?
这到底是真为女人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给男人们递了一把锁住女人的好锁头?今天咱就扒开这层“才女”的面纱,看看里头藏的,到底是颗什么心。
反转来了!你以为的古代女性楷模,可能是个最成功的“适应者”,甚至是个“背叛者”。
班昭自己踩着父兄的阶梯,摸到了权力的边缘,享受了知识带来的尊荣,可她留给后世女性的《女诫》,却是一副沉重的镣铐。
这其中的矛盾,简直比戏文还精彩。
先看看班昭是啥出身。那可是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史学世家。
父亲班彪是儒学大师,长兄班固写了《汉书》,二哥班超在西域建功立业。
她从小耳濡目染,比很多男人读的书都多。后来兄长班固冤死狱中,留下未完成的《汉书》,是皇帝亲自下诏,让她住进国家图书馆东观,去完成这部巨著。
这说明啥?说明她的才华得到了当时最高权力——皇权的认可和利用。老百姓觉得,一个女人能修国史,了不得啊!
可这“了不得”的背后,是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活在皇权允许的框架里。她续写《汉书》,与其说是女性才华的绽放,不如说是皇权需要一把好用的“笔杆子”。
老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班昭端起了皇帝给的饭碗,自然就得按皇帝的规矩来。
她入宫教书,学生是皇后、贵人,其中最出色的那个,就是后来的邓太后。两人成了“忘年闺蜜”。
邓太后掌权后,班昭自然成了高级顾问,儿子曹成都因此封侯。你看,她通过服务最高层的女性统治者,自己也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
可问题来了,她享受的这一切“特权”,恰恰建立在默认现有皇权-男权体系的基础上。她就像一棵藤蔓,爬得再高,也离不开依附的那棵大树。
她能劝邓太后让外戚收敛,却绝不敢动摇“夫为妻纲”这个根子。
于是,晚年的班昭,在疾病缠身时,写下了那本影响千年的《女诫》。
书里开篇就是“卑弱”,说女人生下来就该睡床下,弄瓦砖,地位天生低下。要求女人对丈夫要“专心”,对公婆要“曲从”。
她自己呢?年轻守寡,终身未再嫁,确实“践行”了这些规范。可她的“践行”,是带着巨大文化资本和社会声誉的,是一种高姿态的“道德选择”。
而《女诫》教给普通女子的,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命运枷锁”。更讽刺的是,她写作的借口是“恐女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担心自家女孩不懂礼仪让夫家丢脸。
可她自己正是凭借超越常人的学识和见识,才赢得了夫家(其实是皇家)的尊重啊!这道理,她真不懂吗?
有人说,班昭写《女诫》是用心良苦,是为了在东汉外戚专权频发的背景下,通过对后宫女性的教育,来预防祸乱,稳定政局。
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像个深谋远虑的女政治家。可这不恰恰暴露了最核心的问题吗?
在她看来,防止外戚乱政的办法,不是去约束皇帝、约束外戚男人,而是去约束、去“规训”后宫的女人!
让女人变得更“乖”、更“顺”,从而让男人们的权力游戏玩得更“稳”。这把女人当成什么了?当成权力系统的缓冲垫、牺牲品?
她自己作为女人,不仅接受了这个定位,还主动帮这个系统制作“使用说明书”。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哀?
公元120年左右,班昭去世了。邓太后为她素服举哀,礼仪隆重。
她生前荣耀,死后哀荣,作为一个古代女性,似乎走到了人生巅峰。可她留下的《女诫》,却在后世被统治者不断强化、推广,和《女论语》、《内训》等编成“女四书”,成了套在无数女性身上,一戴就是上千年的精神枷锁。
宋明理学家们变本加厉,搞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名言,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女诫》奠定的“卑弱”基调。
她个人的“成功”,代价是后世亿万女性的集体压抑。这笔账,该怎么算?
我们再看她的“好学生”兼“闺蜜”邓太后。邓绥掌权十六年,开疆拓土,发展文化,用班昭的话说,可能“不够谦让”。
但邓太后死后,家族立刻遭到残酷清算。这个血淋淋的结局,班昭或许早有预感。
这会不会加剧了她的恐惧,让她觉得,女性哪怕强如邓太后,一旦试图真正掌控权力而非依附权力,下场也会无比凄惨?
于是,她在《女诫》里规划的“安全路径”——彻底顺从,反而成了一种绝望下的“智慧选择”?可这到底是智慧,还是妥协?是看透世事的清醒,还是向暴力结构的跪服?
班昭的一生,充满了这种深刻的矛盾。她凭借才华被看见,却主张女性“卑弱”;她自身是教育的受益者,却参与塑造了禁锢女性的教育内容;她目睹女性掌权者的悲剧,便将出路引向更彻底的服从。
她像一只精致的金丝雀,在男权打造的华丽鸟笼里,唱出了最动听的歌,甚至赢得了养鸟人的赞赏。
可她不仅自己安心待在笼中,还谱写了一曲《金丝雀守则》,告诉所有后来的鸟儿:笼中才是天堂,飞翔意味着危险和毁灭。
她赢得了自己的时代,却“出卖”了女性的未来。
所以,班昭的争议大纲在于:一个自身突破时代限制获得成功的知识女性,其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却是系统性地教导女性如何自我矮化、顺从男权,其个人成就与历史影响形成巨大悖论。
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槽点是:如果我们今天赞美班昭的才华与成就,是不是在无形中,也默认了她那种“上岸后抽掉梯子”的做法是合理的?
一个既得利益者,是否有资格为尚未获得利益的群体,定义什么是“安全”和“正确”?当“才女”的桂冠,是用无数同性的血泪与沉默换来的时丹东股票配资,这顶桂冠,还值得戴吗?诸位,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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