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邓子龙在平定缅甸小国叛军之后,被任命为云南副总兵,负责整个省份的军务管理。
彼时,他正值五十六岁。
在明代时期,副总兵常设在总兵之下,负责管理部分兵力,但云南地区的情况较为特殊。
自明代中后期起,云南总兵的职位多由沐家世袭,战时时沐家担任的总兵职位实际上是云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由此可见,邓子龙担任副总兵的角色,实际上也代表着云南地区的最高军事领导。
不过不久之后,他便被免去了职务。
当时,为了应对缅甸的入侵,朝廷在云南边界的永昌(现今云南保山)与腾冲地区大量征召兵员。由邓子龙及另一位将领刘綎负责管理新兵的征集工作。
▲邓子龙。图片来源:电视剧截图
两人一直关系不睦,负责新兵工作后更显得难以合作。两营士兵们时常暗中聚集起来打架,导致军纪败坏,风气大受影响。
皇朝只能安排刘綎离职,最终由邓子龙担负全部新兵的训练任务。
因此,邓子龙对两营的新兵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士兵给予优待,提供双份的军饷。即使其中有人违纪行为,他也常常选择视而不见。
在被过分溺爱的环境中,这些备受优待的士兵在一次领不到军饷后,便爆发了叛乱。他们一路掠夺纵火,最终攻入了省城。
幸运的是,当时云南巡抚的调度得当,叛变的士兵才未引发更严重的灾难。
事后,邓子龙遭到免职并接受调查,军旅生涯暂时停止。
年迈的老将暮年之际,难免心头滋生几分遗憾与不甘。
人间的命运常难预料,就像邓子龙在年轻时从未设想到要成为将军一样。
他出生在江西丰城的一个风水世家。家族三代除了务农之外,唯一的专长就是面相诊断和预测命运。
受到家风的影响,他在十几岁时便开始四处游历,为他人勘察风水,挑选阳宅和阴宅的地基。在此过程中,逐渐在丰城及赣西南地区建立了声望,声名渐崭露头角。
凭借为他人勘察风水选址,邓子龙的收益相当可观。即使不从政,凭借积攒的资金在故乡购置几块贫瘠的土地,收取租金,生活也能过得十分惬意。
然而,邓子龙并不打算就这样度过这一生。
在从事风水预测谋生的道路上,他注重学习文化也锻炼武艺,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历时六载,无论是学识还是武艺,邓子龙都获得了显著提升,但一直未能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返回故乡丰城的白云寺,打算在寺里居住一段时期。刚到寺中第一天,就与一名穿着书生服饰的中年男子发生了争执。
为了争夺一把椅子,邓子龙首先对那位中年男子出手相攻。没想到,中年男子并不示弱,立即还击,几下功夫便将邓子龙击倒在地。接着,他还不忘对倒在地上的邓子龙进行一番教导,提醒年轻人不应该以貌取人。
邓子龙这时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位高手。
经过邓子龙的多次追问,中年男子才透露:“在下乃是当朝被免职的旧官罗洪先!”
邓子龙顿时意识到,此人正是当年名列状元、嘉靖八年(1529)的著名大儒罗洪先。
▲明朝嘉靖时期状元罗洪先的肖像。图片来源:网络
据说,昔日罗洪先曾师从王阳明,潜心钻研心学,并对先生所讲的“致良知”理论有着深入的领悟。
虽然罗洪先当时因反对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而被免职,但他不仅通晓心学,还精于天文、阴阳、术数,从地理、地图、堪舆到排兵布阵、攻防策划和水利工程,皆了如指掌。
碰到高人,邓子龙也不在意颜面,立即跪倒在罗洪先面前,恳请对方收他为弟子。
面对这个意外出现的徒弟,罗洪先心中仍怀疑,遂告知邓子龙,表示自己目前正四处游历,白云寺只是停留之一站,不久便会启程。若真心愿意学艺,不妨随师云游四野,拓展眼界。
次日,為了兑现自己寻师的承诺,邓子龙便随同罗洪先开始了旅行的旅程。
在途中,罗洪先主要运用地理和地图学知识向弟子讲授军事理论,同时利用拜访名山大川的机会,让弟子陪同自己吟诗作赋,借此灌输爱国情怀。
在罗洪先的引导下,邓子龙逐步培养起对战场激烈拼杀的浓厚热情。
仿佛在彷徨的人生旅途中,找到了前行的指引。
经过三年,邓子龙才告别了尊敬的师长。
他打算参加武举,奉献国家。
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月,江西举行武科乡试,邓子龙启程前往参加考试。
临行前,他提笔写下《磨剑口占》:
锻造成青霜之剑,胆气非凡豪迈,神韵犹如长虹贯穿斗牛之地。
张华离去后杳无音讯,千百年间如卧龙般潜伏。
几句简短的诗句,表达了我必赢的信念,也流露出长久埋藏的救人情意。
▲邓子龙《登飞山》石刻拓片(局部展示)。图片来源:网络
不久之后,邓子龙凭借考试顺利通过,成为家族几代中首位“国家公务人员”。
根据当时的规定,“举人”如果未参加会试和殿试来提升身份,便难以获得更高级的职务委任,只能从基层职位做起。邓子龙的运势稍显不济,虽然明朝科举表面上强调文武兼备,但武官的职位往往由子孙世袭继承。随着时间流逝,武举中的高阶考试——会试和殿试,实际已失去实质意义。在他处于的明朝中晚期阶段,普通考取武举人的人,晋升道路几乎就此止步。
尽管如此,他依然能够凭借目前的功名,前往兵部列队等待分派职位。
江西巡抚衙署迅速向他发出邀请。
当年,邓子龙刚刚通过武举人考试之际,一帮盗匪闯入江西樟树镇进行抢劫。由于樟树镇距离临江府衙(今江西樟树市)不过二十多里,知府大人忧虑贼势汹汹,若处理失当,不但可能遭朝廷问责,还会加剧矛盾,危及自身安危,因此迅速向江西巡抚机关请求支援。
不久之后,巡抚府下达命令,派遣邓子龙率领一支由抚台衙门直接指挥的队伍,全面负责镇压土匪的任务。
视此次任命为自己军事生涯的“首次亮相”,邓子龙对此事给予了格外的关注与重视。
当时,临江的知府虽然急忙向上级请求援兵,但一直没有对盗匪势力进行调查和研究。直到邓子龙接到出发的命令时,知府还用一个虚假的数字——几千人来吓唬邓子龙。
经过一次现场勘察,邓子龙得出结论,所谓强盗军仅有百人左右,并且主要从事抢夺财物,并不热衷于杀戮。
因此,邓子龙率领一百人,于夜幕降临时突袭,成功剿灭了这伙让知府大人为之胆寒的强盗。
这场战役之后,邓子龙在乡里的军事圈中声名鹊起,地方志书也争先恐后地将他的名字记载于册,流传千秋。
同时,由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入侵日益严重,刚刚结束剿匪任务的邓子龙便接到皇帝府下达的调集外地兵力前往前线作战的指令。
作为江西重点推崇的军事新秀,邓子龙获得江西巡抚的任命,以“小旗”身份与本省的“客兵”一起前往福建前线,积极参与抗倭战斗,寻求再一次立功。
命令一到,邓子龙便立即动身前往福建。
与赴省城赶考一样,他在行军途中题写了一首《提兵入闽》来抒发心中的豪情壮志和抗倭决心:
旗帜依依飘扬渡过建溪,芳香的梅苔低语着缓慢的行程。
漂泊天涯多年,思乡之情渐已淡去,频频以歌颂英雄、歌咏国家的诗篇表达心志。
命令迅速传达山川安宁,战火未曾扰乱鸟兽啼鸣声。
必须彻底消除百姓的怨恨,挂起佩剑完成任务,身披轻羽的衣袍。
一进入福建、江西,外来士兵立刻投入战事。
当时,倭寇的主要兵力集中进攻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漳州三地。
由于这三府都关系到福建省的经济核心,因此福建的全部兵力几乎都集中在此,其他地区则由各地前来的“客兵”负责守卫。邓子龙及其所属江西“客兵”面临着极大的防守压力。
即便如此,第一次与敌方交手时,邓子龙仍然亲手斩杀了两名倭寇,并成功擒获一人,战功显著。
▲局部展示:仇英的《抗倭图卷》。资料来源:网络
依据明朝军队的奖励制度:“斩杀倭寇首领者,可获一级功赏,升授实职三年;不愿接受者,则赏银百五十两。”
怀着捍卫国家的激情与英勇,邓子龙不多时便晋升为把总(正七品),成为指挥400余名士兵的基层将领。
在新任福建巡抚谭纶呈报朝廷的《官兵剿平流寇查参功罪人员以彰劝惩疏》中,详细提及:“参将梁守愚,指挥刘伟、凌芝,千户马贵,武生邓子龙……皆尽力奋战,齐心协力,共同取得斩获战果。”
这也是邓子龙自离开家乡以来,在国家的喜讯中首次亮相,展现出他的英勇表现。
随后,他屡次投入剿匪追贼的行动,在战斗的磨炼中,通过勇敢击敌逐渐累积军绩,最终成为明代后期颇具声望的军事统帅之一。
凭借在抵御海盗方面卓越的战绩,万历六年(1578),年届五十一的邓子龙被调任浙江都司,任佥事(正三品),代理管理嘉湖和宁绍两地的参将巡海事宜。
彼时,扰乱东南沿海的倭寇势力已不再出现踪影。驻守浙江海防前线的邓子龙,日子过得较为安稳。
利用定期前往杭州汇报海防事宜的时机,他也抽空参观了这座素有“人间仙境”之称的都市。
站在岳飞庙前,邓子龙满怀感慨,挥笔留下了“诸葛虽生蜀亦亡,将军不死宋还灭”的诗句。
岂料,疏忽之间,这两句诗竟被人举报,指称其妄论国政;加之江西巡按陈世宝向朝廷奏报,称邓子龙在江西任职时涉贪腐行为。综合多项指控,万历皇帝亲自定夺:“子龙既聪慧勇敢尚可用,准许赎罪复职,遇缺再行任命。”
经历数载停职停薪,意志消沉的邓子龙终获朝廷重新启用。
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甸东吁王朝入侵云南地区。
当时,居住在云南陇川的商人岳凤与缅甸王莽应里关系密切。得知挚友在缅甸即位称王,岳凤策划除掉陇川宣抚使多士宁,随后起兵归顺莽应里,主动担任进攻云南的尖兵。
在岳凤的率领下,明朝在云南一带陆续失去了顺宁、施甸等地,军事要地腾冲、永昌等也陷入危机之中。
在危机时刻,万历皇帝下达指令,调动邻近各省的“汉土军数万”,前往支援云南。
那时,邓子龙在湖南武靖担任参将,奉命率队迅速前往云南,参与对抗缅甸的战事。
在明朝建立的两百余年间,沐氏家族一直掌管着云南地方,因此,朝廷长期持有一种观念:云南这个偏远的小地方,无需费力动员大量兵力。再加上云南位于西南边境,地形崎岖,中央军队行军艰难,适应能力不足。因此,早期的防御战中,明军多次处于劣势。
在这种局势下,缅甸军队相继夺取了大理、蒙化、景东等地,显示出以云南为跳板,向北展开进一步入侵的意图。
邓子龙率领的部队作为全军先头部队,一抵达云南永昌便迅速集合兵力,开始修筑城防和设置哨所。
▲邓子龙在云南保山所建的濯缨亭。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鉴于部队中普遍存在的士气低迷,他一方面指示增援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另一方面对之前带头违纪违法的部分官兵实行斩首处罚,以严肃军中纪律。
当时,原木邦宣慰司的领头人罕进忠正驻扎在永昌,而东吁王朝的莽氏家族与罕进忠之间存有矛盾。为博取缅军的好感,一名将领建议由邓子龙将罕进忠交给缅军处理,他相信缅军在得到这一份“馈赠”后,定会回报以善意,明智地在明军面前选择退出。
然而,邓子龙坚决回绝了这一提议。
这种坚定的立场,激发了驻守永昌的明军士兵更加强烈的生死抗争意志。
邓子龙亲自带领士兵勘察永昌周边的地势,察觉距永昌府百余里之外的姚关是通往永昌的要冲,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胜负的关键依赖于姚关攻坚战的成败。于是,邓子龙决定让裨将邓勇率军在正面佯攻驻守姚关的缅军,而自己则带领精锐部队翻越险峻陡峭的山峰,从后方发起突袭。
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姚关战事爆发。
凭借着三十万大军,莽氏军队率先对明军发起了攻势。
按照既定计划,邓子龙率领少部分精锐将士设伏在莽氏军队必经的路线附近。
趁缅甸军队放松警惕之际,邓子龙等人突袭而至,从空中降临。
缅甸军队此次动用精锐的象兵进行攻城,可是在突发的战斗中,象兵未能充分展现其群体作战的优势,逐渐陷入混乱,各自乱作一团,相互踩踏。
在明军机敏的箭矢和火器夹击中,缅甸军队的攻势不断受到阻碍,许多士兵在自己大象的脚下丧生,“尸体遍布山岭,血泊满流”。
为加大胜利成果,邓子龙奉命携同赶来支援的名将刘綎一道剿灭残存的缅军。
经过激烈交战,刘、邓联军不仅击溃入侵的缅军,还紧随其撤退路线,深入缅甸境内,攻下了当时缅甸第二大城阿瓦(今曼德勒)。
明缅冲突的胜利,使邓子龙与刘綎同时晋升为副总兵。随后,两人携手负责滇中的军事事务。
▲著名将领刘綎的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刘綎虽以勇猛著称,堪称全军之首,但其性格骄纵,军中皆知。邓子龙对此毫不妥协,双方事事针锋相对,不久便爆发了冲突。
经过频繁的内部纷争,邓子龙和刘綎双双被解除职务。
随后,由于兵变,邓子龙被关押入狱,受到刀笔官员的审问。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位老将要重蹈李广的覆辙时,日本海东北部的“关白”丰臣秀吉却对邓子龙伸出了援手。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的末期。随着室町幕府的结束,各个地方的大名(类似于我国的郡县)纷纷投入到争夺实际控制权的战火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织田信长逐渐崭露头角,成功压制诸多对手,尾张、肥后、近畿等地区的大名纷纷归顺,日本的新的将军幕府体制逐步形成。然而,在随后的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其家臣明智光秀所逼杀,家族的权利转交给了重臣羽柴秀吉。经过反复的战乱,羽柴秀吉实现了老主人的夙愿,暂时统一了全国各地的大名,并得到日本天皇赐予“丰臣”的姓氏,开启了桃山时代。
相比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对战争展现出更为强烈的热情。
▲丰臣秀吉。图片来源:网络资源
当时,除了明朝以外,邻近日本的国家还包括李氏朝鲜。
该政权自成立之初便向明朝行臣礼,经过百余年,始终对明朝保持忠诚,成为其忠实的“附属国”。在明朝的保护与支持下,李氏朝鲜逐步丧失了起初建立时的战斗精神,朝廷内争斗频繁,成为一个极为脆弱的国家。
丰臣秀吉随后提出了入侵朝鲜的策略,借助朝鲜作为跳板,企图逐步吞并明朝的大规模计划。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万历三大远征”之一的朝鲜战事正式开始展开。
在明朝军队与朝鲜军民的协作下,明朝与朝鲜联合军队逐步夺回了开城、汉阳等大部分朝鲜领土,而日本侵略者则被迫撤退到釜山和蔚山一带。
在战斗过程中,明军注意到此次入侵朝鲜的日军主要依靠水师进行运输和登陆作战。如果明军也利用水军在海上迎战,效果会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日本的丰臣秀吉将与明朝的和谈作为缓兵之计,随后率领全国的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入侵朝鲜。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攻克汉阳之后,日本舰队穿越朝鲜半岛,进入黄海和渤海,甚至在天津、蓬莱沿海的远处海面上,都能远远望见日军的战旗飘扬。
▲蓬莱水城,也称备倭城,背靠山峦,面向海域,地势险峻,是明代北方水师的重要防御基地。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消息传来,万历皇帝大怒。除了指派北方水师驻守天津、登州一带外,还迅速筹集南方水军,并命令李如松、刘綎等将领提前入朝应战。
鉴于邓子龙先前在抗击倭寇和缅军的多次战役中表现卓著,万历皇帝特别下令恢复他的副总兵官职,并以南方水师副将身份,随著名将领陈璘一同前往朝鲜作战。
此时,邓子龙已年届七十。
尽管岁数已到战场争生的年龄,邓子龙依然宛如三国时期的赵子龙,展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
领到皇上的命令之后,邓子龙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从南方军队中精心挑选出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兵士。当时,义乌兵曾以协助戚继光抗击倭寇的事迹享誉天下。
为了尽快赶赴朝鲜前线,邓子龙手下的这批义乌水手在战前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体系的训练。然而,这并未妨碍他们随后在抗倭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战绩。
经过长途行军,东征水师在邓子龙的带领下如期到达。
迅速响应明军陆地上的攻势,邓子龙率领的海军与日方舰队展开激烈对抗,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击溃了对方舰队。
专注进攻朝鲜的丰臣秀吉此刻突然去世(也有说法称是被明朝使臣沈惟敬所毒杀),导致日本军队士气受到严重打击。朝鲜水师统领李舜臣率领新型铁甲“龟船”加入战局。
▲位于韩国首尔,李舜臣塑像旁的龟船复刻模型。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缺乏指挥的日军只能悄然撤退。
在三支日军部队中,小西行长的队伍主要集中在全罗南道的水域上,远离日本海,撤退回日本存在困难。为了逃避危险,他效仿丰臣秀吉的策略,派遣使者与驻守海边的陈璘以及位于陆地上的刘綎进行交涉。
在双方谈判进行之时,小西行长向盟友传达了求援信息。
为了助小西行长成功脱离战乱困境,萨摩藩主岛津义弘亲自带领旗下万余名士兵前来支援。
因为岛津水师瞬间“充斥大海,海面无见水色”,掌管海防的陈璘忧虑出岔子,遂派遣资深将领邓子龙与李舜臣联手布设埋伏于日军必经的露梁海峡,以阻截日军发起第三波攻势。
如此一来,在双方的错愕中,明朝与朝鲜联军与欲撤退的日军不期而遇。
作为援军水师的指挥官,岛津义弘深知,如果不能全力攻破明朝与朝鲜联合军,不仅无法救出伙伴,甚至自身也可能陷入险境。因此,一旦开战,岛津便带着必死的决心,全力应战。
朝鲜水师总司令李舜臣本怀与日军势同水火,双方一旦交锋,自然是生死相搏。
不清楚是否有所触动,邓子龙在出发之前特别叮嘱随行的家仆:“我只要奋勇冲锋击敌,以赤诚之心报效国家,感恩圣上的恩赐。”
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八日的夜晚,露梁海战正式爆发。
邓子龙和李舜臣都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的终极一战。
据史料记载,明清联军在岛津兵与小西结盟后,立刻采取了“关门打狗”的战术。
瞬间,明朝水师的火炮齐鸣,直冲海盗群,所有船只都响应着。海盗们察觉我方来袭,随即火炮同时发射,声势震动海面,飞弹像雨点般落入水中。
在紧要关头,邓子龙不顾年迈,亲自率领两百名死士,直扑敌军中心,与僵持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生死搏杀。根据后来幸存返回明朝的仆人回忆:“老爷只顾冲锋,斩敌无数,只见鲜血染红水面。”
由于场面混乱,加上风火相互作用,邓子龙的战船不慎被卷入火海,与日军水师紧密相连,变成一片烈焰。
日军包围围攻,一位老将孤军奋战不敌众寡,最终在敌军手中牺牲。
为营救邓子龙,李舜臣亲自率领军队冲入日军阵中,但不幸中弹当场牺牲。
经过明朝和朝鲜联军的顽强抵抗,侵略的日军几乎遭遇了全军覆灭,艰难撤回日本本土。
得知朝鲜战场的激烈情势后,万历皇帝在致朝鲜的国书中,再次提醒那位心存惧怕的朝鲜君主:“倭寇虽已退走,族众尚存,生存之志仍难测……望陛下忍辱负重,铭记昔日耻辱。”
尽管如此,大明帝王的忠告已无法阻止老将邓子龙的逝世。
战事结束后,负责为邓子龙安葬的家仆们发现,老爷的头颅不翼而飞,随身携带的银花银牌以及作战用的刀剑和盔甲都已被日军洗劫一空。
家仆们只能用一段檀木雕刻成的头颅,与老将一同埋入地下。
为了铭记国家的羞耻,朝鲜国王亲自穿上孝服,为阵亡的邓子龙与李舜臣举行了盛大的全国哀悼仪式。
之后,朝鲜历代君主对邓子龙“重振藩邦”的功绩怀有深厚感激之情,曾为其建立祠堂以示敬奉。
尽管大明皇朝群星璀璨,邓子龙似乎平凡无闻地离世,万历皇帝也只是按照惯例,将其追赠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
他一生南征北战,曾被弹劾,曾被停职,亦曾下狱,或许在道德上并不完美,但别忘了:
即使带有瑕疵的英雄,依然是英雄。
参考文献:
[明]张惟贤撰:《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版
[清]张廷玉著,《明史》,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发行
[清]何士锦等撰,《丰城县志》,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
[日]末松保和整理,《李朝実録》(复印本),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发行
[朝]柳成龙著,《惩毖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发行,2019年
毛静著,《邓子龙传记》,学苑出版社,2015年。
周雪根、高明扬著网上股票配资公司,《明代民族英雄邓子龙诗中情感意涵》,《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广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